造化弄人。
1996年，武警包围了北京电影洗印厂，他们封存了一部名叫《秦颂》的电影拷贝。
那些拷贝还没有寄出去，如果没有这次的“意外”，它们会在几天后被送到全国各地的院线。
现在，一切都变了。
包围封存的第二天，各方收到了相关文件。
停止一切发行放映、宣传活动。
负责投资的香港大洋影业交纳50万罚款，
负责制片的西安电影制片厂做深刻检查。
负责发行的中影集团做深刻检查。
随后这部《秦颂》消失了。
1996年，北京某大院内。
周晓文，芦苇，姜文，葛优，许晴，看着彼此。
四人没说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们是这部电影的制作者。
周晓文是导演，芦苇是编剧。
姜文，葛优，许晴是演员。
这部电影剧本，芦苇创作了6年。
在这6年里，芦苇翻阅史书，他清晰的认识到，秦始皇被误解了。
他不愿意去重复拍这位千古一帝灭六国，平定天下的故事，他不喜欢这些。
芦苇感兴趣的是：君临天下的人企图征服一个奴隶的灵魂，却遭到彻底失败的故事。
这个帝王为何是失败，他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带着这个问题，芦苇写出了一个不同于史书上任何一个记载中的秦始皇，
在芦苇看来，皇帝是历史上最大的奴隶。
荣誉如同君王，统治着人民，也统治着皇帝。
任何帝王，把国当成国，那么他的家庭利益就必须得让步了。
而秦始皇是封建中国最大的掌权者，也是封建历史的献祭者。
所以他失败了，他无法征服一个奴隶的灵魂，因为他无法改变权力的束缚与绑架。
芦苇喜欢这个故事，
他跟周晓文一拍即合，从1989年算起。
周晓文等了芦苇6年，这段时间内，周晓文到处奔走找演员，找投资，演员定下来很快。
他跟姜文，许晴，葛优很熟，刚把这个剧本拿出来的时候，姜文就有浓烈的兴趣
但投资人很难找，因为周晓文是个很大胆的人，他在1988年拍了部很大胆的电影。
现在时局变了，周晓文的大胆有风险。
周晓文找到投资，先自己垫着。
直至1995年，电影上映前一年，北上寻求合作的香港大洋影业投资了4000万。
拿到钱后，周晓文和芦苇大展身手，至今为止都塑造了令人惊叹的美术布景.
那年的4000万，算上通胀的话，大概相当于今天近7亿的制作。
别忘了，那年北京二环的房价均价也才5000出头，4000多万够买几百套房子了.
4000万的投资可以说是巨大规模的投资，投资人和周晓文芦苇都对这部电影有信心。
但意外发生了。
电影是拍完了，可是电影城印刷跟不上。
那会的电影院都是拿到胶片，拿着大型的播放器看的没了印刷胶片，电影放不出去。
电影定档确定在7月，那会人们接受的信息落后，宣发早就铺天盖地了，怎不能宣布撤档。
没办法，负责发行的中影电影公司硬着头皮也要上，于是当时的高层决定：先放。
先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成都5个城市上映第一轮，等一周之后再在全国上映。
但谁也没想到的是，北京印刷厂的机器还在昼夜不停复制的电影拷贝。
第四天，电影被强制下架，武警包围了印刷厂，封存了尚未寄出的拷贝。
原因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2006年，《秦颂》十周年，周晓文发了条微博感叹道：
“最遗憾的就是上映了没几天就禁映了，至今也不知道为什么，或者是知道了也不能说。”
1997年，《秦颂》下架一年多以后，周晓文，芦苇，姜文到处求情，《秦颂》恢复了放映。
可势头却早已不复如前，票房没拿到什么，而当时国内的舆论也是叫骂声一片。
现在来看，这当然是被低估的电影。
芦苇塑造了一个真实有血肉的秦始皇，姜文奉献了他最荷尔蒙，豪放方式的表演
虽然电影被禁映，让他们郁闷，但没有影响他们的未来，被影响的是导演是周晓文。
因为在《秦颂》之后，周晓文亏了投资人的钱，成为了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他拍的电影越来越少，拍的电视剧越来越多，而剧本也因时代浮沉越来越烂。
多年后，周晓文发动态，说他怀念1998年，他说那是中国电影百花齐放的年代。
那一年，他跟芦苇合作，合作很疯狂，他们拍了中国首部“全裸出镜”的电影——
电影名《疯狂的代价》，票房口碑双收。
那是被武警包围，封存电影拷贝前，周晓文的前作，但似乎从这部前作的开始。
周晓文因尺度以及谈论话题敏感性的问题，后来的《秦颂》被下线的原因，似乎能够在《疯狂的代价》里面找到答案，因为周晓文他太敢了
在《疯狂的代价》上映之前，
国内还没有如此具有“实验性”探索的尺度电影。
这里的尺度当然不是吸引观众的噱头。
电影一开始，周晓文和芦苇，就以“三分钟”的洗浴镜头，开垦了国人的心灵禁区。
那三分钟的出镜，是女孩的初潮。
那是电影拓荒的年代，
周晓文留下的惊世骇俗的尺度镜头，褒贬不一，
但，周晓文对裸戏的态度是肯定的。
他认为：“赤身裸体的姐姐擦拭着身体，暗喻着妹妹的身心被洗刷一新”。这是仪式的洗礼。
故事，也从浴室开始了。
姐姐和妹妹，在浴室内洗澡。
一个男人正在手持望远镜偷窥，
他叫孙大成（常戎饰），职业是个无业游民，走在大街上像个年入百万的健身网红。
可是跟他沟通，又发现孙大成的脑子似乎并不太好使，他不做模特，也没有什么商业头脑。
野兽般的身体，单纯的兽性。
整日在房间里，穿着短裤走来走去，
闲来无事就拿着望远镜，站在高处随意窥视。
女性是他的猎物。
某个雨夜，孙大成开着车，
看到一个走在夜路，像是刚上完晚自习回家的女学生，她是浴室戏里，来初潮的妹妹兰兰。
孙大成借着送人回家的幌子，
把兰兰骗上了车。
他把车开到一个小教堂旁边，
在象征着实践道德与法律的上帝面前，
他用男性原始的暴力和性冲动，强暴了兰兰。
孙大成，早有犯罪的念头。
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会的中国正处于全面反思的启蒙阶段和商业思潮中。
黄色杂志，黄色影片，在那会还没有那么避讳。
孙大成三天两头就往路边摊的书摊跑，
随手拿起书就坐在地上看，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也不在乎外人看他，他时不时地淫笑。
他强暴了兰兰后，谈不上任何负罪感。
想着出城，避短时间风头，再回来。
反正，警察抓不到他。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监控没普及，技术跟不上，破案都是靠人力，靠人海战术，挨个问，挨个打听。
即便现场留下了犯罪嫌疑人的指纹，在受害者身上也留下皮肤碎屑的DNA，也没用，
没有DNA数据库参考，指纹和DNA数据也没用，破案，只能靠刑侦技术和人海战术。
犯人跑了，警察也暂时抓不到，
这对姐妹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按照流程，妹妹需要做开合检测。
没有DNA数据库，但还是要做液体的检测。
手术台上，冰冷的机械声，妹妹发生的哀鸣，
传进姐姐的耳朵，
无力，无奈，恐惧，自责，愤怒，
凝聚在这条带血的内裤上，
只是人类的悲欢离合并不相通。
但人们不在乎，要把施暴者抓出来，
他们好奇的是，谁是受害者？
姐妹在前往案发现场做笔录时，好奇的群众走来了过来，他们围在一团，趴在警车玻璃上。
就跟看动物园里的牲口一样，
“谁被强暴啦？”
“是那个小的，还是那个大的啊？”
“被强奸就没有一点错吗？”
“大晚上为什么不早点回家”
外界的指责，内心的压抑，
无法逃离的道德束缚与自我尊严。
性侵对于女性而言，天生带着一种“你脏了，你坏了，你是荡妇”的羞耻感。
但是我们的社会似乎从来没有重视过这个问题。
姐姐唯一能做的就是帮妹妹找到真凶。
可是在那个年代，破案靠的是人海战术，科技手段跟不上，警力资源有限，破案需要时间。
姐姐等不了那么久，她主动询问警方有什么线索，她决定自己调查跟进。
警方告诉她，凶手可能是一个出租车司机。
这座城市有几十家车行，上千辆出租车，挨个找人问话，效率低下，时间成本不划算。
无数的案件还等着警方去破，兰兰的案子固然重要，但是在她前面也还有案子要破。
姐姐只有自己出击，她买了台相机。
下班时间，她在城市的十字路口，按下快门，拍下数千张出租车司机的面孔，
洗好底片，带回家，一张张给妹妹辨认，只是这一张张照片就像一次次刺痛伤疤的刀口。
在父母缺失，姐姐过度保护下，
妹妹激发了朦胧的女性意识。妹妹越发萌生的女性意识，姐姐变得疯狂起来。
姐姐拿起相机，在接到上，拍下每一张她怀疑的面孔。
甚至有的时候太火了被周围人群围堵之吻，每次都只能以“记者”的身份脱险。
大海捞针，但姐姐还在继续。
终于，修车行老板孙大生为让弟弟孙大成逃脱法律制裁，安排他逃往外地时，被妹妹发现。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孙大成，撒腿就跑。经过一番斗智斗勇后，他被警方逼到了塔楼顶层。
他拿着枪挟持了姐姐，警方跟他谈判，最终罪犯放了下武器，
可却被作为人质的姐姐，一脚把孙大成踹下高楼。
伴随着一声“啊”的惨叫，施暴者被狠狠地摔在了地上身亡。
旁边的警察也跟着大声叫着，他们叫喊的不是突发事件的恐惧，而是一声无能的叹息。
姐姐犯了法，但这些执法者们却什么也做不了。
社会还在运转，她什么也没改变。
姐姐把人质踹下去的设计是露骨的。
这是中国电影里边为数不多的“愤怒”的形象。
在生活中，我们当然不提倡这种暴力，在这场悲剧中，每个人的疯狂都得到了报应。
姐姐的愤怒是可以被理解的，她是过去，以及当下许多中国人生活状态的缩影。
30年前的八十年代，罪犯的疯狂，兽性般残忍，
3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人群的躁动和非理性，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人群中仍然有迹可循。
跟过去不同的是，外在的物质变了。
人们卖的不再是黄色书籍，人们也没有再拿围着车辆像看动物一样，审视他人。
我并不觉得当下的生活跟过去好了很多。
人们的生活是变好了，用的工具是提升了，可是人的精神世界呢？它还没有跟上发展的脚步
这几年，人的精神世界有了很大的进步。
今天的这代年轻人很好，
他们有斗志，有兴起，不畏强权，也不畏世俗文化，他们比我们有朝气，有希望。
我只是希望的是，他们能始终保持自己的赤忱和斗志昂扬的内心。
不要跟我们这代人一样，在中年衰老时，回顾一生，发现自己的忙碌，什么也未曾改变。
真实的故事，需要有人来改变，而中国的未来，是他们这些年轻人的。